一、创意产业，源于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产业的新经济形态
        人们对“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的争辩与认识，源于对这种经济形态边界模糊，但发展强劲地跨越了以往文化与工业的鲜明对垒这种历史演进有关。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文化工业”是适合大众消费的单一文化生产。基于古典理念中“艺术批判而独立”的立场，该学派对文化产业的过度商业化与技术化保持了批判而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将人变成“单向度”的个体，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不能具有批判意识与超越意识，形成“整体的无力感”。
        在斯大林主义的极权意识形态中，文化、事业或文化产业只是党和国家的一言堂工具。无论是个人创作还是民族艺术、新闻报道还是建筑形象，都必须以意识形态的假大空泛为主体，任何独立的思想、形式与表现，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极权时代只能读一本书、几首歌、几台戏的荒谬原因。极权文化可以举一国之力偏爱于整体性的方队、歌舞与体操，但永远产生不了富有人性光辉的个人创造物。这是因为，文化事业或创意文化的真正源泉，恰恰是极权文化所力图压抑消灭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与竞争制度。
        在传统的“好莱坞”文化工业时代，艺术创作与物质生产适应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内在需要，在大众娱乐、艺术品位、美国文化与资本力量的博弈过程中寻找到了文化产品与艺术创作虽不完美但适应渐进的某种模式，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与市场的扩张力量，在60、70年代风行于全球，成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而与美国文化相抗衡的“法国艺术与文化”，则以其优雅的风格与欧陆印记，张扬着富于人文思想与艺术创新的旗帜，为西方文化产业的多样性提供着更丰富的产品。
        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发展，尤其是IT技术、互联网、民主化、民族文化复兴与全球化浪潮，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产业的传统边界与意义，形成了“创意产业”的新内涵与新形态。当英国人把广告、建筑、艺术、古董市场、手工艺、设计、时尚、电影、休闲软件、音乐、电视、表演、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划入创意产业部门时，创意产业实际上已从传统文化产业中分离和独立，形成以设计创意、题材构思、选题策划、导演队伍、生产工艺、销售模式、软件标准等更核心、更原创、更具构造力的中间产品，不仅仅对文化生产，也对所有其他产业生产，产生直接的影响与支配（西蒙·鲁德豪斯）。

        二、创意产业，成为国家竞争与城市发展的新领域
        创意产业不仅是一种产业类别与经济范畴，更重要的，它是一种20世纪后期孕育、新世纪更清晰的新思维、新工作方式、新生活方式以及新的产业结构；它的生存与发展，是对一国一城制度优劣、城市利便、科技水准、政府能力、教育创新、文化魅力与传统价值的超前性检测与考验。
        人们发现，在传统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城市服务业之外，以精神体验、内容制作、时尚文化、娱乐休闲与传统价值为核心的体验经济，竟能催生出一个富有活力的创意产业来，这个新领域不仅创造财富，引发消费，优化资源，更体现了城市、地区与国家更富魅力的软实力。
        国家、城市、企业与新知识者，都把目光转向了新世纪创意经济这块新高地。
        创意产业，一个智能化、知识化、文化化与高度个性化的高附加值产业，一个充分调动人的想象、个性、思想和技艺的身心体验型经济形态，一个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文化化新兴都市产业，一个体现国家与城市国民幸福总值及文化软实力的新经济领域，将成为国家战略、城市实力、企业经营与个人选择的财富新天地。

 

        三、创意产业的创造者们
        谁是创意产业的创造者呢？
        在美国学者Richard Florida所著的《创意阶层的兴起》(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2002年)中，他提出，除了劳动者阶层和服务业阶层外，一个以“创造力”为核心，“对原有数据、感觉或物质进行加工处理，生成新的且有用的东西”的“创意阶层”已经形成。这一阶层可分为“创造力核心者”(super creative core)与“创造性专业者”(creative professionals)两类人群，前者包括科学家、大学教授、诗人、小说家、艺术家、演员、设计师与建筑师，以及编辑、文化人士、咨询顾问等社会影响力人士，后者包括高科技、金融、法律及其他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专业人士。佛罗里达认为，这两类人2002年在美国已达3000万人，占劳动力市场的30%。
        无论是老牌英国，还是日本韩国“IT技术+文化时尚”的都市产业群体；不管在香港未成形的“牛棚”艺术村落，或者是北京798厂，上海苏州河仓库艺术区、昆明创库的酒吧兼展厅的工作室里，创意产业的工作者们清晰可见。他们的生活方式虽有差异，但共有的价值观与丰富的工作方式，使他们成为成熟或萌生的创意产业的担当者。创意阶层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的普遍拥有高科技或高文化创意设计的才能、技艺与教育资本。
        作为创意产业的核心部分，创意设计，是创造性地运用技艺的、审美的与经济的思想、工具和方法，对传统文化、城市经济、产业服务、文化形象、居民生活与社区场所进行增值性的规划、创新与商业运作。它的终极产品，是体现在视听、体验、观看、互动、理解、欣赏等精神性过程中的价值、意义与内容。它是专业人才与知识工作者整合运用个人技能、团队合作、市场需求与文化资源，所创意生产的个性化、艺术化、专利化与时尚化的多样文化性产品与服务。
        考虑到创意产业与社会、经济、文化与历史的多重关系，我认为，创意阶层由原创者、創制者、制造者、推动者和蕴育者五个层面构成。 

 

 

 

 

 

        精神产品大都依靠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天才或勤奋创作而产生，成为一国、一地、一市、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泉，创意产品在此并未以产业形态出现，但为创意产业的主导产品与衍生产品提供了基础支持。
        创意思想在精英人群、政府机构、知识阶层与社区自治组织中的影响，也包含了对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建构，如国家的宪政思想、NGO组织的作用、社会自治与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都显示了创意思想的重大影响力。
        创意产业的要素聚积，需要创意阶层、城市环境、社会资本与政府、企业的共同协力与推动。美国的佛罗里达教授根据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综述了创意阶层对“城市利便性”(Urban amenity)的追求与聚集，其主要指标包括“人居环境、传统文化、异质多样、宽容开放、创造发明、全球化发展”等。城市资本（制度、文化、设施、利便等）成为创意产业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条件。香港大学许焯权博士领导的香港创意指标研究课题组，提出了推动创意经济的四大资本即“结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认为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创意产业不仅仅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 广泛的社会意义。
        我们看到，“城市资本、制度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构成了创意产业的基本结构，而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的发展模式，呈现为“政府驱动型、艺术家原创型、社区合作型、企业推动型、传统保护型、文化工业型、旅游泛化型与旧城改造型”等多种形态。